主页（http://www.pttcn.net）：TD风雨20年：中国须向美国学习大战略和大局观 一 国际电信标准是咋回事？ 当年作为通信专业的学生，我曾长期困惑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项通信技术总会有美国和欧洲两种国际标准？例如电话语音的数字化就有欧洲A律和美国u（谬）律两种。学习后发现，两种标准的技术原理是一样的，但基础性的参数被故意搞得不同，而标准参数的不同就导致了遵循不同标准的设备之间不能互通互联。 国际电信联盟规定，在A律和u律两种设备互联时，u律应做转换成A律。中国遵循的是欧洲A律，日本遵循的是美国u律，我当时挺高兴的，觉得中国跟从了主流，但就不明白了，明摆着国际互联时u律标准更麻烦，为什么日本还要跟着美国跑？全世界人民都用A律不就得了，为什么美国非得搞个u律出来搅A律的局？还有个疑问，很多国际通信标准明明是以企业为主导提出来的，为什么不叫摩托罗拉标准、爱立信标准？而是被叫为美标和欧标？ 在通信企业界长期流传着一句话：一流的卖标准，二流的卖产品、三流的卖服务，只有技术最强实力最雄厚的团队才能搞标准研究，只有征服了国际电信联盟专家的提案才有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国际标准首先是个专利集，有大量原创性的技术规范，甚至在标准外围还有不少支撑性技术。标准提出方自然就成为了该技术的主导者和长期获利者，标准中的基础性专利是很难绕开的，专利授权坑是一个接一个的，想玩大了还不掉坑里是不可能的，要接着玩就得乖乖地大把掏钱。 美国技术全球领先，提出了非常多的国际电信标准，极大地推动了全球通信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美国人并不是活雷锋，垄断国际电信标准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获利，而制定国际电信标准的门槛又很高，高新技术和雄厚资金缺一不可，甭说亚非国家了，就是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没一家能与美国抗衡，于是欧洲国家抱团取暖，合力成为了国际电信标准的另一极。 如果没有企业去研究和推广，那标准就是一叠子废纸，在标准的实施过程中，国家的力量非常明显。简单地说，那就是自己人帮自己人，美标一出来，摩托罗拉肯定宣布支持，并会应用到全线产品中，而欧标一问世，爱立信和诺基亚当然也会力挺，这些巨头企业的支持，才是标准产生真正影响力的前提和关键。 总而言之，标准就是行业的灯塔和指南针，谁掌握了标准谁就能引领行业的发展，这是长期获利持续发续的国际保证，但制定标准的门槛是极高的，不仅要有大量原创性技术，还得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去推。国际电信联盟专家是来自全球的顶级技术行家，他们审核通过的国际电信标准都是好的，但好的标准也得有巨头企业去研究和推广，得不到推广的好标准过几年也就烂掉了。提请国际标准特别是划代的关键性标准，远远不是一个企业内部事务，背后都有着国家的力量，甚至是一堆抱团国家的力量。 二 TD标准的由来 1985年7月，七个人在美国雅各布博士的家里议事，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创建高通公司，一家靠卖标准获利的一流公司就这样诞生了。公司成立后不出几年就拥有了约4000项的CDMA相关专利，而且很多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其盈利手段就是给全球100多家通信设备制造商进行专利授权，赚的可谓是盆满钵盈。
从2G时代开始，中国就因缺乏自身的技术专利而支付了巨额的专利费，更因为中国人基数庞大，从而显得更加地肉痛，成千上万的员工在巨型工厂苦哈哈地干活，赚到的利润自己能留下的很少，其实都是在给国外老板打工，这种痛不是小国家能够体会到的。 卖标准的高通公司非常厉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把3G标准跑马圈地搞得差不多了，一道道的技术壁垒和一圈圈的专利陷阱都已建好，外人再难打入分得一杯羹。中国怎么办？改革开放令国家经济发展，政府手里有了俩钱后想法也多了胆子也大了，不想再跟着美国和欧洲屁股后面跑了，想在3G标准上扑腾一把。 在人家已经建好的壁垒和陷阱缝隙中扑腾肯定得死，必须得另辟蹊径，中国选择了“时分双工”作为突破口，而当时被看好和进行专利经营的方向是“频分双工”，倒也不是“频分”先天就比“时分”好，而是“频分”具有继承2G技术设备的优势，而从天而降的时分令人不放心。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向世界各国发出征集函，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要求全部提案在1998年6月30日之前提交。现在已经很强大的华为和中兴，在当时主要是生产程控交换机，在移动通信标准上也没经验，这事就交给了大唐来办，但咕唧了大半年也没啥进展。
1998年1月的“香山会议”拍了板，4月30日前必须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标准提案，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而八字只画了一撇，中国手头的专利不足以发起国际电信标准的申请，数量几乎差了一半，于是盯上了西门子搞的TD-CDMA（注意没有S），这套专利与我们搞的技术体制是一样的。中国政府不差钱，整套地买了下来，结合自己搞的打了个包按时提交了申请，连滚带爬地赶上了申请3G国际标准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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