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实:TD-SCDMA留下的四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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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和成绩有目共睹。同时，我们也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付了许多学费。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就是一例。

　　教训之一是以一国之力开发国际通信标准的做法不切实际。

　　1998年国际电联征集3G方案，电信研究院希望在3G标准上有所作为。这个出发点没错，但我们忽略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当时中国在移动通信网络的研发上没有什么基础和经验。华为和中兴也只是在刚刚开始介入GSM系统研发，仍然在学习阶段。在这之前，中国的电信企业基本上没有派人参加国际标准会议，中国的企业也没有做国际标准的经验。应该说，中国的电信企业当时还不具备独立开发国际移动通信标准的能力，特别是当时我们对国际电信行业的发展规律和游戏规则即不熟悉也不理解。按常理说，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鼓励中国的电信厂商与其他国际知名厂商和国际组织积极合作，在共同开发3G标准中学习、提升、发展和壮大。

　　一开始中国的方案由于先天的一些技术缺欠，并没有得到ITU的认可。为了能让TD-SCDMA进入3G标准，中方利用巨大的中国市场发展潜力为筹码，借助中国政府的帮助，对其他电信设备制造商施加压力，强迫他们接受中国的TD-SCDMA作为3G国际标准之一。

　　这样做的一个后遗症是它把中国的电信企业与国际同行对立起来，同时也使中国的3G标准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在3G标准的开发初期，全球没有任何一个移动运营商对中国的3G标准表示兴趣，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外的通信设备制造商有计划开发中国3G标准的通讯设备。在3GPP的标准会议中，主推中国3G标准的公司就是西门子和大唐，华为和中兴是在几年后才开始的。其它公司的提案主要是出于专利保护的考虑，以防万一中国政府执意在中国推广中国3G，他们有足够的专利与中国公司进行交换而不必为进入中国市场付额外的专利费。

　　其实，在3G标准开发的初期各公司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虽然中国公司的经验和技术储备较少，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引导中国的电信企业与国际同行合作，在共同进行国际主流3G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中，意识到我们的差距，积极进取并努力赶上的话，中国公司在移动通讯方面的技术储备将远不是现在的水平。

　　任何一项由国际电联认可的3G（IMT-2000）国际标准备选技术都需要一个再开发、再创造过程才能成为一个可实际使用的真正的国际标准。这个标准化过程需要全球电信行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创新技术和专利。在通信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际主流技术标准开发是集中了全球电信行业的经验，智慧和财力的结果。那么，仅借一国之力开发出来的标准怎样为之抗衡呢？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与全行业抗争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这种与国际主流技术抗衡的策略把许多中国的电信企业带上了一条弯路。使他们无法在主流技术上与国际同行竞争。也使中国的电信企业失去了在3G标准的开发过程中，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向国际电信行业证明我们自己的机会。

　　第二个教训是TD-SCDMA作为国际移动通信标准的技术有缺欠，对此我们认识不足。

　　事实上，TD-SCDMA技术并不像大唐宣传的那样先进。首先，TDD代表时分双工。自移动通信发明起，在移动通讯中都是采用频分双工（FDD）。TDD（时分双工）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只是作为FDD（频分双工）的补充。其原因如下：

　　1）TDD频谱不能连续地分配给不同的网络运营商。在两个相邻运营商之间必须保留5MHz的隔离带宽以避免相互干扰。这5MHz带宽的隔离带基本上不能用作它用，从而导致整体频谱利用率下降；

　　2）TDD （时分双工）的上下行带宽不能灵活调整。如果需要调整，全网必须统一调整。因为，不同地区对带宽的需求在同一时间是不一样的，这就失去了灵活调整的意义。TDD系统不允许在相邻的小区内采用不同的上下行带宽。因为这将产生干扰使通信无法正常进行；

　　3）为避免干扰，TDD（时分双工）系统上下行时隙需要精确对准，这就对系统的相位同步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从而导致系统的设计复杂成本提高；

　　4）中国的提案（SCDMA）包括8单元的智能天线技术。当时，智能天线技术并不成熟，设备结构复杂，也没有规模商用的先例。一般的移动通信基站只需要两台无线收发信机。而大唐的方案却需要8对无线收发信机；

　　5）3G通信系统的设计目标是宽带通信，每个信道的带宽为5MHz。而大唐的方案是基于1.25MHz的带宽，与CDMA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带宽相同，与3G系统的设计目标有一定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中国的提案在国际电联不能得到支持的原因。

　　事实上，TD-SCDMA技术并不是大唐原创。它是源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华裔教授徐广涵的研究成果和一个华人初创公司（CWill）的无线本地环技术。采用TDD（时分双工）并不是因为TDD（时分双工）有任何优势，只是因为用了智能天线技术，必须在同一频率上进行行信道估算。

　　第三个教训是电信产业政策对国家电信工业发展的影响非常重要，所以政策出台必须谨慎。

　　由于产业方向性错误而对电信行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例子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的制定中就有先例。例如，日本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PH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灵通。PHS在日本国内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日本的消费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用PHS（小灵通）。小灵通可以在日本国内成功。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却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日本在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上的决策导致了日本的电信制造行业只能在日本国内发展无法走出国门进入世界。直到现在，日本的电信制造业也没法在国际移动电信市场上竞争。

　　中国的TD-SCDMA与日本的PHS（小灵通）处境完全不懂。中国已经改革开放，电信市场上已经有了国际主流技术。GSM已经在中国生根开花普遍应用。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个人爱好选择移动通信技术和运行商。市场决定了TD-SCDMA在中国不可能成功。尽管政府下了很大的赌注并投入了巨额资金。消费者不会因为这些因素去选择中国3G。除非中国重新关闭电信市场只允许TD-SCDMA一种技术在中国市场提供移动服务，迫使中国的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优胜劣汰，这是市场规律。要想开放市场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允许市场规律发挥作用。

　　同样的道理，美国的TDMA（D-AMPS）技术也没有最后取得成功。虽然TDMA在美国、拉美、南美和其他一些地区成功地商用了十几年，但最终还是在经济规模效益上败给了GSM和CDMA。高通公司的CDMA是除了GSM之外的第二个比较成功的移动通信技术。曾一度占有全球13%的移动通信市场份额。但最终也没有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市场还是选择了经济规模效益最好的主流通信技术。这些例子都说明：移动通信是一个全球市场，全球统一标准是发展方向。任何想独出心裁另搞一套的努力都不会成功。这就市场规律。美国和日本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脱离了主流技术，违背了市场规律，最终只能是现在的结局。

　　教训之四是尊重经济规律才是推动中国的电信行业走向世界的正确之路。

　　由于我们对国际电信市场的发展变化认识不到位，对自主知识产权问题的理解不恰当，再加上一些人的误导，我们把一个纯粹的技术和市场问题上升到了是否爱国的政治高度。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推波助澜，推动TDSCDMA产业化就成了一个打着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旗号的政治事件。不爱国、不支持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帽子可以随时扣到那些对TD-SCDMA有异议的人士头上。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反对的意见被压制了。TD-SCDMA的推崇者们才能不顾技术和商业客观事实地宣传TDSCDMA的“先进性“。政府也才能堂而皇之地把TD-SCDMA强加在中国移动和消费者的头上，并投入大量国有资金去提携TDSCDMA的市场化，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对产业的平衡和调节作用。

　　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能盈利才能生存。所以，大部分企业会选择相对容易的生存之道。TD-SCDMA恰恰为这些企业提供了这样一个不必与世界电信市场强手竞争的，又可以生存的好机会。许多电信企业趋之若鹜，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TD-SCDMA的产品开发之中，并以各种方式游说政府继续推动TD-SCDMA，把推动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路走下去。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当把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到了非主流技术之后，在主流技术上的投入必然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国有电信设备制造商很难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原因。现在，中国移动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强力推动TDD LTE的商用，同时停止对TD-SCDMA的继续投资。这的确给一些国内的电信设备制造公司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虽然TD-SCDMA与TDD-LTE都采用了在移动通信中非主流的TDD方式实现双工通信，但是，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移动通信技术。这些公司必须重新学习，重新积累在TDD-LTE方面的技术和产品研发经验。如果中国的企业要不断地走这样的弯路，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赶超世界水平呢？

　　既然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必须向前走，与国际电信发展的大趋势融为一体。不要再去回顾和留恋闭关锁国时代的市场封闭和市场保护，不要让那种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注意长期发展的功利主义心理有生存的空间，不要让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到中国电信行业的发展，不要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一己之利去误导国家的电信发展方向，中国才会培养出一批像华为那样有理想有抱负有竞争力的企业。

　　全球第一个3G商用移动网是在2001年启用的。而中国的3G牌照是2009年发放的。我们比日本晚了八年。全球第一个商用LTE网络是在2009年投入商用的。而中国的4G牌照直到2014年才发。我们比美国和欧洲又晚了5年。为了TD-SCDMA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又花了那么多钱，我们学到了些什么呢？在未来电信发展的方向上我们会与国际大趋势和主流保持同步吗？这就要看中国政府怎样去引导、协调和履行监管的职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