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无线电广泛应用于战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没有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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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时，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领域是无线电。虽说当代军事话题大多痴迷于坦克的优点和缺点，但无线电技术才是这一时期真正的突破。传令兵、不可靠的电报、摩尔斯代码的日子一去不返，战争期间庞大、笨重的电台让位于较小的高频设备，手动调谐亦被石英晶体替代。虽然英国人率先在他们的坦克中对这些技术加以战术运用，但德国人却努力提高将其应用在战役中的可能性。有史以来第一次，指挥官得以实时监控己方和敌方的部署，并利用这些信息指导遥远战场上的行动，使师、军甚至整个集团军在未来的战场上“像连队那样前进”。与新式装备和武器一样，信息和情报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事革新的组成部分。

例如，1932年夏季，魏玛国防军实施一场演习，旨在测试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无线电部队的技能。这场无线电演练与先前纯技术性，各通信部队根据其规模、范围、作战特点所展开的演习不同。无线电演练在魏玛国防军出现前就已进行过，但通常是教导学员如何解决技术方面的困难造成的问题，例如通信范围不足或故障。相比之下，此次演练的重点在于解决战役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它把现代作战理念，特别是运动战中的领导力，置于最显著的位置，以调查无线电在战场中可能会给通信部队带来的技术问题，并特别强调无线电在运动战中的关键作用。这场演练用到了大批人员和大量装备—约300名军官、2000名士兵、450辆汽车、88套电台、300匹马，还有为导演和裁判提供的一套大型中立电台和电话网。

演习假设的是在若干年后的5月20日，红军对蓝军（德国）领土发动了快速入侵。红军将A集团军群集结在利特梅里茨附近的易北河两岸，并命令其从易北河迅速攻往德累斯顿，最终奔向柏林。在该集团军群的左侧，是部署在卡尔斯巴德地域的独立第1集团军（编有8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1支装甲部队和1个山地旅）—该集团军的任务是迅速攻往埃尔福特方向，防止德国北部和南部的军队采取统一行动，并夺取德国中部的兵工厂。蓝军对此的应对是6月初将一股边防力量部署在多瑙河与易北河之间，地区指挥部设在纽伦堡和开姆尼茨。边境防御将实施迟滞战，并分地区进行后撤。

红军于6月1日越过边境，A集团军群于6月5日逼近德累斯顿。第1集团军轻而易举地突破蓝军的边境防御；红军1个骑兵军（第1和第2骑兵师）已到达茨维考西北面，步兵部队前出到霍夫普劳恩一线。随后红军装甲部队攻入拜罗伊特，其巡逻队到达库尔姆巴赫西面。但红军不得不把1个军（第3军）部署在后方，以此应对德国民众爆发的起义，这场起义已发展成一系列游击战。因此，红军推进时，后方交通线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

为抗击红军推进，蓝军指挥部集结起第2军（编有分别从汉诺威和慕尼黑搭乘火车开到的第6和第7步兵师，从维滕贝格开到的第3骑兵师，还有些诸如第9骑兵旅、第42步兵团和一支摩托化部队这样的新部队）。该军接到的命令是掩护莱比锡—哈雷—耶拿工业区，并保障德国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不幸的是，该军集结主力时，红军坦克已到达班贝格，并转身向北，构成将新开到的第7步兵师包围在萨尔菲尔德的威胁。蓝军指挥部的其余部分也发现自己受到红军先遣部队的威胁，后者正迅速向北进击。蓝军各部队在这场演习中的第一项任务是通过电台，尽快向第2 军设于明斯特的军部汇报所处位置和战斗准备情况。

红军和蓝军的通信部门都面临独特的问题。红军所处的情况是一场有条不紊、精心策划的进攻和推进，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个明确、严格的作战理念的指导。因此，其无线电通信网同样如此，“从一开始就沉着、按部就班地做好准备。”而蓝军不得不在技术和战术方面即兴发挥。他们迅速而又随意地插入正规部队，却发现自己同边防部队混杂在一起，被迫以一种迟滞防御的共同策略实施协同。他们的通信部队，编制和装备不尽相同，因而造成许多摩擦。另外，蓝军必须在面对红军空中力量和远程坦克部队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确保通信畅通。红军也面临许多问题，特别是后方地域的民众起义，构成切断其电报通信的威胁。

同德军所有演习一样，这场演练以通信部队总监冯·博宁将军主持的一场最终讨论作为结束。他首先指出，这场演习设置的问题（特别是蓝军面对的问题）在和平时期的训练中很少见到。但他说：“未来的战争需要我们对此加以掌握。”此前，通信部队的训练集中于师级规模的行动。这场演习证实，各个师内部的通信情况通常都很好。但通信部队在战役层面通信的训练少得多，这一点也很明显。通信部队在演习中耗费近一天时间才构造起充分发挥功能的战役通信网（即各个师与军部间的通信）。但在真正的战争中，头24 小时畅通的无线电通信可能至关重要。

1932 年的无线电演练，重要之处并非演练中暴露出来的教学或技术问题这些具体教训。他们没有把演习看作试验台，而是将之视为一种训练手段——德国军官在师级、军级、集团军级指挥部之间展开的无线电通讯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经验。演习的目标并非新东西，而是德国人早已意识到现代大规模军队面临的一个问题：战役层面顺畅的指挥控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人在所有集团军内频繁地展开这种战役级演习，并做出详尽分析。

同一时期，德国的军事著作也充满对信息的作用及无线电重要性的探讨。新的机械化运动战将是一场快速而又猛烈的冲击。这要求各级指挥层迅速做出决定，还需要指挥部同先遣部队保持紧密联系。半官方杂志《军事周刊》于1935年出版的一期中，引文部分谈及持续进行“战争的重新设计”。未署名的作者写道：“今天，越来越多的眼睛盯着敌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立即且毫不费力地汇报自己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受距离限制。新技术正拨开战争的迷雾，取而代之的是保密问题。举例来说，步兵每小时4—5千米的侧翼行军，对这种旧战术主题加以隐蔽现在已不复可能。”这位作者还写道，“现如今可以对部队拍照，电视技术很快也会成熟。远程侦察机与电视相结合，能使指挥官能更加明确敌人的部署和意图。”

1936年，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在总参谋部的《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坦克与其他军兵种的协同。他认为“情报部队与装甲兵的协同必须主要以无线电部队实现”。无线电对所有方向保持通信联络至关重要：从师长到他麾下的团长和独立支队指挥官；各位师长之间；上至飞行员（侦察机和战术战机），再到军级和集团军级指挥部。在新的、复杂的三维战场上，保持迅速而又可靠的信息流并非一种奢求。实际上，“快速变化的战斗状况”和“指挥官向前移动的必要性”意味着指挥官必须拥有“高机动性、全装甲、全地形情报车”。坦克、战机、无线电的结合是诸兵种协作的另一种形式。

无线电通信问题在同一份杂志于193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得到更为密切的关注。富佩上校称，通信兵并不仅仅是在操作某种装备方面受过有限训练的技术人员。相反，他们应被视为接受过战役和战术情况下的全面训练，并准备以他们的无线电台付诸主要努力的作战人员。这种无线电主攻点（Funkschwerpunkt）几乎总是能在机械化部队中发现—他们对无线电的需求总是比对传统兵种的需求更加迫切。运动战将给通信造成巨大压力，尤以装甲或摩托化部队实施纵深穿插以及地空力量协同时为甚。富佩主要把无线电视为新兵种的推动者，但许多军官认为无线电的使用能使传统兵种更具效力，例如步兵与炮兵之间更紧密的配合。

德国军队率先意识到，就新式快速兵团而言，无线电通信对传送命令和情报不仅可行，而且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存在。弗里德里希·贝尔特考少校写道：“这是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独特性的组成部分，只能在通信技术手段协助下对这些部队实施指挥。漫长队列或广泛散开的战斗队形中的大批车辆、引擎的噪音、从坦克内实施观察的难度、前进速度、战斗形势的急剧变化、夜间机动的特殊困难，这一切都要求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指挥问题”33。只有无线电能以一种即时的方式将战场态势汇报给指挥官，并把相关命令转达给部队。从一开始，德军新装甲师的原则就是为每个指挥所和部队的每一部车辆配备电台，从最小的摩托车到最重的坦克莫不如此，另外还有搭载无线电设备，并配有发报机和接收机的专用指挥车。换句话说就是，战役层面的坦克战没有无线电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军队解决了战役拖泥带水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融旧纳新。一方面，德国的成功归功于传统，例如灵活的指挥学说、积极定位于战争的战役层面，以及德国军事文化对思想和话语的片面性持有强烈的歧视。另一方面，德国人充分认识到通信的重要性，以及诸如无线电这些新技术将在指挥控制一支庞大军队方面发挥的作用。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事学说成就，源自他们特殊的传统。这些传统包括一套灵活的指挥体系和对战争战役层面（而不是战略或战术）的强调。最后，德国人把传统战役学说和现代机械化装备融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年的决定性胜利，在此过程中恢复了战役层面的战争艺术。

本文摘自《从闪电战到沙漠风暴：战争战役层级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