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电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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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军人打电话保持与各防空洞的前哨联络。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军继在中国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于1937年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国共两党携手建立统一战线。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为保证抗日战争的信息传递，国民政府交通部紧急部署战时保证国家通信网络建设工作。战斗在前线和敌后的中国电信业工技人员，以科技保国的忠诚，迅速搭建了一张抗日战争通信网，为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受到了全世界电信业的尊重，1946年，中国以世界电信五强的身份，荣誉当选为国际电信联盟理事国。

建立战时电信管理体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有线通信主要为电报，长途电话尚未全国联网，市内电话也多集中在大城市。与欧美间的国际无线电通信，仅有沈阳国际电台、上海真如国际电台。当时国民革命军仅在团以上单位编制了“通信队”，交通兵团中编制“通信总队”，一般部队的通信器材和通信人员都极为缺乏。直至1935年，国民党军队才正式成立了作为一个兵种的通信兵。1938年，建立了蒋介石和军政要员专用的“军用电话专线台”。因此，国民政府交通部电信网既是商用网，亦承担军队与政府的通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通信网。

“七·七”事变，国土大部沦陷，在日军的烧杀抢掠、狂轰滥炸的战火之中，中国国家电信基础网遭到严重破坏。国民政府交通部关于抗战期间电信建设总结中的资料显示：电报方面，线路原有9.5万公里。抗战中被侵占及毁坏的有4.5万公里。沈阳、上海国际电台分别在“九·一八”和“淞沪抗战”中被日军炸毁与侵占。

自1937年11月16日起，国民政府机关开始大规模地向重庆、汉口、长沙等地迁移。1938年年初，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嘉任交通部长。为迅速重建国家战时通信网，交通部紧急部署战时通信建设决策：一是各大电报、电话局工技人员和重要电信机件撤退到西南大后方。二是六大电政管理局设立电报电话留守处，施行地下秘密通信和对留守员工与电信物资的管理。三是发布电政类组织规章之电政专员办公处组织暂行办法12号令，设置电政专员办公处，设置专员一人，下设工料及通信两组，每组设主任、助理员、办事员、机工、线工等，以处理前线紧急通信事务。四是建立战时电信委员会，对电报局所、通信员工及留守人员作出规定：报话局所人员无论国营省营民营均须遵照随军进退及办法之规定，确实执行其一切业务，不得擅离职守致误战机。

根据交通部命令，各大电政总局共编成70余支有线、无线通信队，开赴前线，随同军队作战，负责战地通信联络。其中，无线电通信队员携带15瓦手摇式收发信机，在西安、兰州、康定、桂林、南郑、赣州、迪化等地设立大型电台十余处以及中小型电台100多处，配属于各战区前哨，随军进退。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抗战战场，亦伴随着远征军的脚步，传递盟军的战场信息。有力地保证了军队与军队、军队与地方政府、国内与国际的通信联系。

重建国家通信网

在交通部部署下，一张服务于抗战信息传递的国家有线、无线通信网重建：

一、建设成都、重庆、云南国际电台。1936年，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交通部指令将洛阳国际支台设备运至成都，兴建国际电台成都支台。1937年，指令将上海国际电台抢拆转移的设备运抵成都充实成都支台。1938年1月3日，上海国际电台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内迁到成都，７月31日合并成都支台，成立成都国际电台。以成都为中心开通了直通伦敦、柏林、日内瓦、莫斯科、旧金山、万隆、西贡和中国香港的无线电报电路。1939年4月1日，云南国际无线电支台成立。1945年6月1日，重庆国际电台正式成立，昆明国际电台支台裁撤，开通了至河内、马尼拉、中国香港、仰光、河内的无线电报电路，同时开放美国无线电话与传真，继续与欧美各国维持通信，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二、建立沦陷区秘密地下通信网。根据交通部令，各大沦陷区设立电报、电话留守处，保持与后方和国际的信息通信传递。如上海。上海是国际新闻电报的唯一收发地，世界各国著名通讯社均在上海设有办事处，为保证中国抗战信息在国际上的传播，上海国际电台留守处和办事处承担的主要通信任务是：分别与美商环球无线电公司、美商新闻无线电公司建立三个通信机构，面上是美国人管理，实际运作为上海电报电话留守处。留守敌后的通信员工，冒着被捕的危险，艰劳奔波，秘密进行与后方、国际信息的传递。

三、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长途电信网。交通部建设主要干线以重庆为中心，南至昆明，并循滇缅公路接通缅甸；西北至成都；北通西安，转接至兰州、宁夏；东南经贵阳、桂林、柳州至衡阳，接转吉安铅山，以达福建之永安。此三大干线，联络西南、西北、东南各战区，传达政令，辅助军讯，居功至伟。

四、建设抗战时期的中国防空情报网。日空军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进行了针对多地民众的大轰炸。交通部电政总局针对日机频繁轰炸，对通信采取报话合一管理，在电话种类中设立了防空电话，规定此类电话立接立通，同时部署各战区电报局在机场附近设置电报房，以传递防空情报信息。电务工人随炸随修，即时恢复被炸线路，使防空通信做到畅通无阻。在日军轮番轰炸的重庆，每逢接到防空情报，防空指挥部立即以电话连接各点，命令发布防空警报，使民众得以及时进入防空设施，躲避空袭。正是由电信信息传递和政府组织实施的防空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部署下，一代中国电信业工技人员不怕牺牲，团结奋斗，敷设了一张后方与前方结合的抗战通信网，使社会各界和知名爱国人士的电报得以顺利拍发，媒体文章源源不断，及时沟通了国际、国内的各种信息，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及人士的支持。相关史料评价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我国独立抗日，共历五年之久，西南西北，山岭纵横，交通不畅，加之国库支绌，材料缺乏，乃电信员工同心协力，不避艰险，遵照既定方针，以完成抗战时期之通信网，其克难精神，至堪钦佩。电信员工在此阶段中所表现之成绩，殊属不可磨灭。”

全面接收日军政府与日资经营的电信企业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呈请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归陆军总司令部，一切有关行政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全部划归行政院负责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

关于通信系统的接收，交通部的电信、邮政接收事宜由行政院、军政部、陆军总司令部联合组建收复区各地电信交通接收委员会。交通部将全国电信系统分为京（宁）沪区、武汉区、平津区、广东区、东北区和台湾区，设置各区特派员办公处及接收委员会，由特派员与各大电信局局长担任接收委员，根据由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交通部俞大维发布的训令，全面接收日本在中国境内经营的“电信交通事业，全部房地产、材料、账册、文卷等”，完成了对华北电电、满洲电电、蒙疆电电、华中电电、台湾电信与邮政的接收，中国电信网实现统一经营。

中国电信业受到国际电信业的尊重

1946年9月，中国政府派出10人代表团，以电信强国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英、美、法、苏五强电信预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出席国际电信全权会议的中国代表卢宗澄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应当作为会议的正式语言文字之一。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从此，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会议及其他正式会议、国际电信全权会议等正式文件，都印有中文文本，中国汉字成为世界电信的官方文字。在这次国际无线电会议上，中国争得无线电国际呼号序列中“Ｂ”字母作为标志中国国籍电台的呼号，一改过去只有部分“Ｘ”字母作为我国电台呼号的状况。当国际电信联盟决定增设一个由11名委员组成的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中国以绝大多数票当选委员会成员。

卢宗澄回国后，国际电台同仁在中国银行大礼堂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上，卢宗澄介绍了参会情景：我国经八年抗战，国际地位提高，故我国代表到处受人尊重，而在会议中举行各种选举，均占优势。

1947年10月15日，新成立的联合国达成协议，国际电信联盟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同年，在国际电信联盟召开的全权代表大会上，中国第一次被选为行政理事会的理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