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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美国在通信产业失败不要归罪于华为的崛起

时间:2019-09-09 来源:中国集群通信网 作者:网络 点击:

华为心声社区公布的一份《任总接受BBC故事工场纪录片采访纪要(7月23日)》,任正非表示,5G实际上是一个“小儿科”的产品,5G是人工智能的支撑系统,因为它有低时延的优点。而且5G的上行带宽非常宽,适合企业把数据送上云去。4G以下是人与人之间在通信,现在5G还可以完成物与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通信,包括控制,大量适用于这个体系。

谈到对英国的战略支持,任正非表示,我们在英国买了500多英亩土地,准备建光芯片工厂,将来会出口到全世界。这是因为我们对英国信任,而且英国的科技人员的数量非常庞大。我们在光领域也有突破,现在我们能做800G光芯片,全世界都做不到,美国还很遥远。这也是我们对欧洲做出的贡献。

以下为采访纪要全文:

1、BBC“故事工场”纪录片制作人Nicola Eliot:BBC今天录这个节目不仅仅要了解华为在目前处于怎样的境地,同时希望了解华为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成功的原因有哪些。所以,我们会把历史不断往前推。第一个问题,您作为解放军的工程师,当年参与建设了辽阳化纤厂,当时的工作条件怎么样,给您带来了哪些经历?

任正非:辽阳化纤厂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确定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从油头到化尾的成套化纤设备。当时中国经济比较困难,政府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穿上一套化纤衣服而引进了这套设备,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当时中国国内处于混乱时期,地方工程队伍都不愿意去这样艰苦的地区承担工程项目,中央只好调军队去做这个工程项目。军队进入这个地方时,主要是很欠缺技术上的人才,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学校没有多久的人就成了人才,好赖比不懂的人懂一点。

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是,东北缺少吃的,全年都是杂交高粱米,那时冬天半年都吃腌的大白菜和萝卜,主要问题是没有肉,很少一点点油,老百姓每个月只有三两油,我们是一斤,条件很艰苦。二是,几万部队突然进入荒山野岭,没有房子住,所以要搭一些简易的房子。那时候不像现在搭简易房子这么容易,那时很难,冬天地基没有做很好,房子沉降开裂,冷风可以进去。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担负的工程非常先进,自动化程度很高,这形成了“冰火两重天”,非常先进的工程,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

那时中国不太重视文化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把教育搞乱了,唯有在辽化这个地方,从中央领导到省市各级领导,都号召我们读书、学习,因为不学习就搞不懂先进设备如何工程安装、如何调试好仪表,完成生产。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感到这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有学习的机会,再苦也不觉得苦,我们觉得还挺幸福,当时看技术书在这儿不算犯错误,是不容易的。

2、Nicola Eliot:您研制成功空气压力天平,这个发明所需的知识,是你在辽阳时通过读书获得的,还是从其他地方获取的?

任正非:这种设备法国是有的,我们有专家在法国看见过,他给我描述了这个仪器大概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先从数学来推导整个仪器结构,包括一些偏微分方程。我曾去请教过东北大学的李诗久教授,请教我的数学推导是否正确,有没有可能成功。这位数学教授给予了肯定,认为能成功。我回来再继续设计整个系统。这个仪器最主要是为了检验法国进口的仪器仪表用,当时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检验仪器,所以做了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成功时,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我个人认为,我的发明只是一个小发明,谈不上多么重大,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人发明,国家就把我那时的小发明捧成了大发明,给了大英雄的荣誉称号。

3、Nicola Eliot:是否您在辽阳的经历促使您在44岁时创立了华为?

任正非:44岁创建华为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是盲目下水的。我们离开军队以后,走入市场经济,非常不适应。我们和西方退役军人走入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区别。因为西方军队虽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化,但社会是市场经济化,他们耳濡目染都会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因此他们从军队退役到企业去工作有一定的适应性。我们完全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出来的,军队一分钱都不能赚,都是老老实实的。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到市场经济后,十块钱买来的货物,要卖十二块钱?肯定是骗人家的。当然,那时我们不知道有运作费用、财务成本、税费等,不懂这些,所以到地方来非常不适应。甚至连什么是超市这个名词都不懂。

如果说创业之前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年龄,总比年轻二十多岁的孩子经历的风浪多一些。在文化革命中,我所遭遇的挫折和困难很大,所以在市场经济时代虽然遭遇困难,还是觉得能够承受。就这么一点,此外,没有任何技能可以支撑我来创立华为。

4、Nicola Eliot:因为创业存在这么大的风险,您又没有相关知识,为什么还是决定创立了华为?

任正非:其实我们已经是无路可走,由于我那时工作做得不好,别人不要我了。深圳科技局说,你原来是搞科研的,现在可以来搞科技企业。我们自以为搞一点技术还可能,所以走上这一条路。今天看来,当时是太无知了,因为无知才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就没有退路,退回去只能靠劳动力再发展,因为任何资本都没有了,我转业的费用全部用光了。

5、Nicola Eliot:有一些报道说,您在军队里待过,就证明华为和中国军队有联系。对此,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任正非:70年来,中国退伍的军人有5000多万,退伍军人都要再就业,我是其中的一个。美国所有退役军人也要再就业,这是一样的。离开军队以后,我与军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民用业务。外界这种推测没有什么道理。

6、Nicola Eliot:您刚才提到在创立华为时的资本问题,如果创业失败,就没有任何资本,只能从零开始。当时用了多少钱创立华为?如果这些钱不是来自于解放军,那是来自于哪里?

任正非:华为创业注册资本是21000元人民币,当时我们家的转业费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所以我找了几个人集资。后来公司发展到小有规模时,他们要退股,要分公司很多钱,他们通过法律诉讼手段获得很大赔偿。他们都退出去了,公司就变成我一个人的公司,我就开始把股份逐步分给员工了。当时退股的法庭判决都在公司有记录存档,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些记录。这里没有国家一分钱,就是几个人凑的钱,我自己不可能有21000元这么多钱来创业。

7、Nicola Eliot:当年在中国市场转售交换机的企业有几百家,但是绝大多数没有生存下来,华为凭什么能够通过转售香港公司的交换机而生存下来?秘诀在哪里?

任正非:第一,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客户为中心”,宁可员工多吃一点苦,一定要维护客户利益,这样客户基本上能接受我们。那时可能还不止几百家公司,能够生存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实在太供不应求了,就连落后的东西都会有人购买。那时我们去代理销售香港鸿年的交换机,当时它在模拟电子技术中还算比较好的产品,我们自己也比较努力,积累了原始资本。然后,我们并没有消费到自己身上,而是用于再投入,再建立服务体系,改善客户利益。2000年,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当时租了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生活。想象一下,十几年前我还没有房子住,福布斯还说我是大富翁,不能理解。

我父母亲都没有得到很好照顾,父亲在街上买了过期饮料喝,导致拉肚子而去世。母亲担忧我,政治风浪比较大,福布斯说我很有钱,母亲问钱从哪儿来的,她很担忧,在菜市场往家走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处在那种历史阶段,我们把所有原始积累都投入到未来的发展中,从这点来说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别的公司赚了钱就去消费了或投资其他领域了。

第二,我们对供应商很诚信,卖的钱及时还给这些供应商,供应商相信我们,有时候就会把货优先给我们,这样解决了没有资金、先买进再卖出的问题,使华为在发展中扩大了一些可能性,在这方面,香港的鸿年公司对我们的成长是功不可没的。

8、Nicola Eliot:后来华为开始自主研发技术,自主研发蕴藏着很大风险,为什么华为会决定去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任正非:在我人生受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我在深圳国营企业工作时被坏人骗走了钱,因为打官司请不起律师,我自学了很多法律书籍,包括欧美法律、大陆法律,就准备自己做律师去打官司。这段经历我明白了两个道理,市场经济一边是货物、一边是客户,两边要交易,中间就是法律。我知道永远不可能掌握客户,只能掌握货物,怎么办?我们要研发。另外,我们最早代理的交换机是BH01,珠海一个小公司的产品,它看我们卖得好,就不给我们供货了,就像现在美国的实体清单一样。后来有人给我们介绍,我们转向卖香港鸿年公司的HAX机,卖得很好的时候,它们也不供货了,逼着我们自己做通信产品。我们就在这样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下,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在华为公司经营有起色后,我也帮原来工作的公司偿还了一部分债务。

Nicola Eliot:如果当时自主研发没有研制成功,潜在风险在哪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任正非:因为那时我们无路可走,根本没有想过“研制不成功会怎么样”,还是相信我们会研制成功。那时是模拟通信设备,并不是很复杂,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的。第一阶段是从宾馆酒店用的40门交换机开始,40门成功以后,我们就有信心研制100门交换机,后来是200门。应该说,我们是一步步往高处走,并非一次就做出大产品。

9、Nicola Eliot:最开始华为转售别的公司的交换机,后来开始自主研发交换机产品。请问华为自主研发交换机产品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任正非: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知识都是读一本南京邮电学院的教科书,是陈锡生教授写的。大家读教科书来做交换机。

10、Nicola Eliot:那时候中国的电信市场是由西方公司的产品所主导,华为是如何突破当时市场格局的?

任正非:那时我们根本不具有与西方公司竞争的可能性,最主要还是从给招待所、小酒店使用的小交换机开始起步,而且是模拟交换机,逐渐做大,积累很多年以后,才开始能做数字式交换机。

11、Nicola Eliot:当时,由于华为没有选择投资CDMA技术,失去了很多机会。CDMA技术后来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技术之一。如果现在回头来选择,华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吗?你们会投资CDMA吗?

任正非:这是一段历史。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无线通信标准(CDMA、GSM……)的选择上,都是处在矛盾之中。由于当时国家不给中国电信发无线牌照,他们就把在日本淘汰的PHS技术,在中国做成了小灵通。我们当时判断小灵通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没有前景,就没有做。CDMA我们做了,但是没有做IS-95这个落后体系,我们做的是1X。但是中国市场招标只要IS-95,不要1X,所以我们落选了,没有获得中国市场的选择。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是挫折。

从2000年到2008年国家决定上3G,这八年期间,我们决定无线的路线时,我个人精神很痛苦,几近崩溃。因为我坚定不移走3GPP、GSM、UMTS道路,不走那两条路。我不怕来自外面的压力,外面怎么压我,我都不怕,还是坚定走下去。我害怕来自内部的压力,内部不断有高层写信、写报告给我,“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公司的”。那八年,我是度日如年,这个决策没有其他人承担责任,必须要我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那八年看到别人赚大钱,我们不能赚钱,看到我们自己比别人困难多,外面大量文章都是讽刺挖苦我们的,万一我真的错了怎么办。八年以后,中国终于发放3G牌照,一下子把我们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当时,并没有觉得我们胜了,只是压力减轻了,我们的设备可以用了。

当时我们在中国市场没有机会时,就把大量精力投到海外,开始海外市场的很多年,都见不到客户,更不要说合同了,挣不到钱。那时正是中国假羽绒衫……假货卖到俄罗斯去的时候,俄罗斯邮电部长说了一句话“中国有什么高科技?除了假货,什么都没有”。我们背负着自己的产品,还要和中国卖假货的人混在一起,让客户认同我们,这个时期很难。但是如果不打开海外市场,我们在中国又没有市场机会,就会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况。当时我个人长年累月在非洲、拉丁美洲出差,家庭往来和联系非常少。对这段历史我很懊悔,因为小孩正在成长时期,希望爸爸带着玩游戏、躲猫猫,我没有做。我好不容易从海外回来,累得喘不过气来,就躺在床上睡觉。所以,我与小孩没有好好交流,但这是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

2000年左右,海外才开始有人买我们一点点设备,给我们一点点合同,才有机会体现华为的服务精神,慢慢客户就接受我们了。那时我们谈不上“优良”两个字,我们还达不到和西方公司一起竞争的水平。非洲为什么能接受我们?因为战争,西方公司全跑光了,非洲要设备,我们就可以卖给非洲。还因为瘟疫、极端环境……,我们能卖一些产品,积累了一些海外的成功经验。今天我们提拔干部,都是要求在非洲等海外艰苦地区工作过,用的是美国军队对军官的考核标准,“上过战场、开过枪、受过伤”来确定干部有没有被提拔的资格,海外成功经验必须是一个指标。否则海外的人艰苦奋斗回来,都让在“花前月下”的高素质干部把官职夺走了,这样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行。这种循环虽然不一定最好地使用了优秀人才,但是构建了第一批坚强的队伍。所以,今天我们的队伍很坚强,美国这么强的打击,我们公司不仅不垮,还士气高涨。

失去中国市场机会的这段时间,我们走向海外,但是回来以后,中国又走向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又具备了从海外调一些优秀将领回来“杀回马枪”的机会,又在中国重新获得成功。

12、Nicola Eliot:我们之前看过报道,1998年的时候,华为几乎把全年利润的一半拿出来聘请西方咨询公司。当时主要向这些公司寻求哪方面的建议?为什么向西方学习获取这些建议,对华为来说这么重要?

任正非:最早创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然后不断进来一些人,根本就没有规则。比如我说“你涨多少工资”,就定了,当然会有利于一些人,也会伤害一些人。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需要起草非常多的文件来规范公司,但我没有起草文件的能力,我个人在军队从事技术工作,没有从事过管理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前进,所以还是起草了很多文件,但觉得这些文件不规范,不利于华为成长为大公司。

那时我们认为华为应该可以成为大公司,所以请了IBM、埃森哲……几十个顾问公司来给我们做顾问。顾问费每个小时是680美元,那时我们员工的工资每月只有5000多元,相当于顾问一个小时的工资。但是为了明天,我们必须要向人家学习,要承认人家的价值。我们派了很多人学习,当时学习的人中也有不好好学习的,有些投机分子以为学了就可以怎么样,看到别人在市场上升官,做了一半就走了。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完全做到底,这是一个缺憾。

但是有一个项目学到底了。IBM对于我们的财务和审计进行咨询时,当时孟晚舟还是一个“小萝卜头”,她做了项目经理,二十多年和IBM等顾问接触下来,把财务做得很好,而且超越顾问的指引,管理水平、标准更高了。现在华为的财务质量水平应该比很多西方公司高得多。现在有一些大顾问公司和我们说“不要一分钱来做顾问行不行”,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还要给他们讲课,还费劲。

我们自始至终向西方公司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进行优化。今天美国打击我们的时候,大家看到华为公司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因为大量系统已经接受了这个体系,能够自己理解,自己融汇。大量向西方学习,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

13、Nicola Eliot:您刚才提到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发展策略,首先从相对欠发达的区域(比如非洲、印度)开始发展业务。取得成功之后,为什么在2003年您会考虑把华为卖给摩托罗拉呢?

任正非:因为我们自己预判,按照当时发展的状况,我们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迟早会和美国对抗,那时美国一定会打击我们。希望卖给摩托罗拉,就是为了戴上一顶美国的“牛仔帽”,公司还是几万中国人在干,也是体现中国人的胜利。资本是美国公司,劳动是中国人,这样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扩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卖给摩托罗拉,当时谈好的价格是100亿美元,已经签了所有合同。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我们有一部分人想将来去做拖拉机,当时中国拖拉机厂正处于崩溃的时候,我们想把洛阳等所有拖拉机厂买下来,当时中国的拖拉机1000美元一台,但是有问题,总漏油、发动机不耐高温。我们用向IBM学习的IPD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把拖拉机价格提到2000美元。我们不可能颠覆汽车产业,但可以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第二,绝大多数人继续走通信道路,戴着摩托罗拉的“帽子”,可以打遍全世界。都是光荣的。但是,这件事情可惜没有成功。

我们预测“迟早和美国交锋”是正确的,现在交锋了,实体清单禁止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卖给我们,甚至墨西哥的麦当劳都不卖给我们,很极端。我们自己美国公司的东西也不能用,我们员工也不能与我们美国公司的员工讲话,否则就是违反美国实体清单。这种极端情况,我们当年判断会出现,现在真出现了,我们有预防,所以没有什么恐慌感,能应对过去。

14、Nicola Eliot:华为在拓展欧洲市场的初期,尽管市场拓展面临困难,但最后通过极低的成本突破了欧洲市场。有些人说华为的成本和价格这么低,一定是因为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这点您能不能大概讲一讲。

任正非:社会理解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仅价格卖得不低,而且是卖得高,我们可以把十年或二十年的财务报表的电子件发给你们,你们看看我们的财务报表,我们是赚钱很多的。不然,怎么会累积起这么大的公司。

在欧洲市场的突破得益于SingleRAN,这个产品的做法来自于一个数学家,他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他把2G和3G的算法打通了,然后2G和3G可以合成一个设备,体积至少降一倍,重量降一倍,成本下降一倍。欧洲最大问题是没有铁塔去安装太重的设备,欧洲旧房子很多,只能在房顶上安装,设备一定要轻。我们发明SingleRAN以后,分布式基站一下子获得了欧洲的欢迎,欧洲就购买我们的产品。成本不会按数学方式下降一半,也至少下降30-40%,盈利很好,我们员工的工资待遇远高于西方公司,否则不会有这么多数学家、科学家……优秀人才到我们公司来。所以,华为在无线领域领先全世界,突破点是一个数学算法,算法是一个俄罗斯小青年突破的,现在他是华为公司的Fellow。他突破以后,我们在上海试验,认为是可行的,就利用这个算法把很多东西分解了。

为什么这个算法让我们公司如此厉害呢?当时3G设备和4G设备有三种制式:CDMA、UMTS和中国的TD-SCDMA,用这种算法,我们只生产一种设备,可以适应三种制式,这样我们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接下来垂直系统是多频,为什么多频?运营商存在七、八十年了,一段时间分一个无线频率,大多数运营商都有十几段频率,就需要十几根天线对应,才能把所有无线信号接收。因为我们有这个算法,就把多频打通了,一根天线完成所有频率接收。你们可以去参观天线,我们的天线超级先进。十几根天线变成一根天线的时候,成本下降多少?利润赚得太多。这个算法使我们的基站适应了多模多频,高质量、低成本。

财务报表不能太好,太好了也是不利的。只有加大研发战略投入,才能消耗利润,每年至少投入150-200亿美元,包括加强对大学的支持。这样我们就能把钱投资到未来,并不是把钱都分给员工,让员工变得胖胖的,然后都不干活;也不是分给股东,大家懒懒的。我每次都讲“苹果是我们的老师”,苹果永远卖高价,才能让低价的公司生存下来。如果我们卖低价,世界上就没有别的“草”能生存,所以我们不是靠卖低价成功而获得了欧洲市场,而是靠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获得的。

15、Nicola Eliot:现在大家对于华为在研发上面的强力投入都很了解,华为在海外的研发中心也有布局,比如说印度。华为在中国之外的整体研发布局策略是什么?

任正非:哪个地方有人才,我们就在哪个地方建立研发中心,让他们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参加华为工作,而不是希望他们都到中国来。

16、Nicola Eliot:2011-2012年前后,华为在整个业务上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业务范围发生了变化。华为核心业务是人与人的联接,但是联接的设备是普通消费者看不到的。从2011、2012年开始,构建面向消费者的品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业务调整?

任正非:最主要是为了管理简单化,不太相关的业务就不要在一起,否则它们横向联系就会变得很麻烦。因此,我们把业务切成一棵棵的“树”,“树”在土壤里的“根”还是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财务系统、人力资源系统、考核系统,但是 “树” 和“树” 之间的业务不相关,管理简单化了。

17、Nicola Eliot:华为近期面临很多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说华为是安全威胁,您能否谈一谈华为对于安全的看法?

任正非:我认为,网络安全将会是人类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因为过去通信是硬联接,外面攻不进来,就没有安全问题;当通信网络发展到IP体系以后,IP的攻击口增多;现在走向云化以后,云一开,到处都是口,攻击就更厉害了。

欧洲建立了GDPR标准、网络安全标准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任何一个公司都为了维护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而奋斗。但这件事情往前走非常困难,毕竟是新生事物。比如建一个堤坝,还没有建起来,洪水就漫过去了。怎么在信息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建立一种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系统,对设备厂家、运营商、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挑战。

18、Nicola Eliot:您能否分享一下,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对华为现在的业务运营有怎样影响?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业务运营基本没有影响。因为非常尖端的设备(比如5G)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美国在5G领域还是比较落后的。从芯片到系统,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担负起来。在网络联接设备上,包括传送、接入网、核心网,我们长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基本上不会依靠美国。在终端方面,我们会有一些生态问题,自己还没有完全跟上来,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会非常大,不会构成严重的死亡威胁。

19、Nicola Eliot:具体谈到Google的情况,Google现在还没有让华为继续使用安卓平台,能否介绍一下华为新操作系统的最新进展情况?

任正非:以前已经介绍过,鸿蒙操作系统的特点是低时延,低时延主要是用于工业控制、自动控制、自动驾驶、车联网等系统,可能这个系统率先用于手表、8K智能电视、工业控制使用。

大家知道,5G实际上是一个“小儿科”的产品,5G是人工智能的支撑系统,因为它有低时延的优点。而且5G的上行带宽非常宽,适合企业把数据送上云去。4G以下是人与人之间在通信,现在5G还可以完成物与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通信,包括控制,大量适用于这个体系。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鸿蒙系统怎么能转移到手机上来,即使要转过来,也是需要几年时间建立合理生态,短时间做不到,还需要一个过程。

今天美国在通信产业失败,不要归罪于华为的崛起,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90年代,世界无线通信崛起时,美国是世界最伟大的科技强国,它强制性推行CDMA和WiMAX,就像今天美国在全世界动员大家不要用华为5G一样,到处动员其他国家用CDMA和WiMAX。世界潮流3GPP是正确道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导致美国通信产业没落了。第二,在CPU问题上,美国X86领导世界,它有很大的机会窗,它应该更加开放合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工智能加进去,帮助它去占领更多的数据中心。但是没想到世界出了另外几个CPU的群体。华为今天正式发布鲲鹏CPU生态体系,这样美国被迫要有竞争。

5G时代是建立超速联接,未来人工智能还是冯·诺依曼的计算机架构:超级计算机、超大规模存储、超速联接。美国有超级计算机,也有超大规模存储,本来美国可以把人工智能做到世界领先,但是如果它没有超速联接,它在人工智能上就会落后一步。5G只是一方面,光纤也是一方面。

中国也有超算中心、超大容量存储,如果中国大规模使用5G和光的系统作为联接,中国有可能在人工智能又走到前面。所以,5G只是“小儿科”产品,美国太忽略它,可能是它决策上的缺点。我认为,整个社会未来最大的机会窗是人工智能。

20、Nicola Eliot:在公司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后,您是如何跟员工沟通克服困难的总体战略的?您对他们是怎么说的?

任正非:我们就说,有一架“烂飞机”被美国打得千疮百孔,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补“洞”。因此员工都知道,每个人的责任就是把“洞”补好,就可以生存下来。

21、Nicola Eliot:听说华为在珠峰上建了基站,您本人亲自去过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为什么华为要在这么危险的地区、没有人愿意去的地区建设网络呢?

任正非:客户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就要履行对客户要求的承诺。中国在6500米高峰建立基站的目的,是为了北京奥运会要实况转播登峰的过程,必须要有宽带的基站,我们就在6500米建了基站。尼泊尔同样,也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基站。中国有一个墨脱县,解放几十年了都没有通信,国家也专门投了卫星通信,都不能成功,因为这个县不断有地震、滑坡,路刚修好,马上就震断了,非常困难。当时我们用一种很落后的设备CDMA 450,装设备过程中,一个基站是由200多名民工,包括华为员工,背着成套设备爬过四座雪山,有四个晚上住在雪地里,才到墨脱县装了第一个小基站,让墨脱县人民能打电话了。这么点大的东西,能赚钱吗?赚不到钱。

公司的价值体系理想是要为人类服务,不只为金钱服务,这与华尔街有一些区别。第二,我们不为员工服务,这与欧洲也有区别。欧洲挣到钱都分给大家,大家很幸福,都在街上喝咖啡,国家就没有强大的发展力量。我们赚了钱,不给股东,也不给员工,而是给客户,一方面是投向未来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是为客户服务的精神落实到底。

我们在非洲的销售总量达不到广东的一半,但是非洲员工收入是广东员工的三倍,销售没有多少,花钱还很多,怎么赚钱呢?但是我们要鼓励人上前线,一是,不去艰苦地方工作,将来不能提拔你;二是,给你多发一些钱。这样体现了为全人类服务的价值观。

大家今天也看到,美国这种强制对运营商的打压比对我们的打压更厉害,但是运营商还在买我们的设备,这就是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包括英国议会在特蕾莎时代通过“核心网不买华为,其他设备都要开放购买”,对我们已经是很大的支持。现在英国议会和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在讨论“如果不买华为公司的核心技术,英国应该会落后的”,又进一步。美国这么打压的情况下,英国和美国这么好的盟友关系,还要买华为的设备,说明这些年我们真心对客户,已经产生了价值回报。

22、Nicola Eliot:华为和英国的合作关系可以往前追溯很多年,最早是英国电信、沃达丰等对华为进行供应商认证。您能否多讲讲华为和英国的关系?

任正非:我们对英国政府很信任,因为英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在处理很多决策问题上是很冷静的。虽然我们在英国也受到过很多批评,但我们始终认为,英国的批评是爱护我们的。任何一个公司做出任何一个设备,都不可能天衣无缝。错误在大家共同发现中改正,我们努力去改正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还是做出了对英国战略投资的支持。首先,我们支持ARM。一、二十年前我与欧盟会谈时,欧盟认为欧洲的信息产业是落后的,机会让美国都抢走了。我说,我们还是可以共同努力的。在十几年前,我们支持了ARM,ARM发展到今天,卖了320亿美元,有钱以后更加大发展,欧洲就有了CPU,这是我们在欧洲做出的贡献。第二,我们在英国买了500多英亩土地,准备建光芯片工厂,将来会出口到全世界。这是因为我们对英国信任,而且英国的科技人员的数量非常庞大。我们在光领域也有突破,现在我们能做800G光芯片,全世界都做不到,美国还很遥远。这也是我们对欧洲做出的贡献。第三,微波,我们也是领先全世界的,微波工厂准备设在意大利。

因此,华为在欧洲不断做出贡献,以后在欧洲的贡献还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会战略性地把欧洲作为第二本土来投资。我讲的欧洲,包含英国在内,目前在这些国家投资量很大。

23、Nicola Eliot:刚才您提到“5G时代,联接无处不在”,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真正到5G时代会发生什么?到时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任正非:5G本身是一个工具。就像螺丝刀一样,本身不会产生价值,但是螺丝刀去给汽车拧好螺丝,就可以造出汽车。所以,5G本身的价值是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是英国科学家图灵在40年代提出的。40年代中期,图灵用这个方法发现了德国的电报密码,英国就完全知晓德国的行动,但是它不能把发现密码这个事情透露出去,所以德国战机轰炸英国工厂、工业基地的时候,丘吉尔是忍耐的,宁可让它炸掉,也不能拦截这些飞机,否则掩盖不了诺曼底登陆。图灵在40年代就提出了人工智能,接着这个世界又多次提到人工智能,为什么直到今天,人工智能才提到桌面上来呢?人工智能需要超级计算、超大容量的数据存储和超速联接的支撑,才能实现。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5G本身不会产生多大突变,只是支撑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出现。人工智能应该从正面来看,它会给社会创造更多财富。比如一个拖拉机可以24小时耕地,不需要人管它,粮食就可以种多一点;对于一些困难地区,人不想去,人工智能拖拉机可以去耕地。

24、Nicola Eliot:华为的愿景怎样的?在华为眼中,五到十年之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任正非:我不仅不能预测五至十年,连三年都看不清楚,因为这个世界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前些年我们打电话还很困难,突然一下,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产生。前些年我们怎么会知道有移动互联网?所以,我们也不可能预测三、五年以后的事情,只是像“眼镜蛇”一样摆动,看到世界变化,不断跟随变得快一点,就不会被时代甩掉。

Nicola Eliot:把时间缩短一点,考虑到华为现在在做的工作,近期华为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任正非:华为主要使人类网络变得速度更快、时延更低,让人们能够享受到信息服务的价值。因为5G的带宽是4G的将近10-100倍,体积比4G小了70%,从每个比特来看,能耗降低到只有1/10 。5G时代人们享受到的信息服务是更宽、更快、更好、价格更便宜。当然,今天还不行,等全部5G化以后,信息的价格就会降下来,这样让农村的孩子、贫穷的孩子都有条件在网上看见这个世界,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他们将来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就会增强。

25、Nicola Eliot:谈到儿童,刚好昨天您同事给了我几张您和您家人的照片,令人惊叹。我从小在英国长大,完全不了解当时在中国成长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能否讲一下那个年代您在中国成长的经历?

任正非:我在很小的乡镇长大,这个乡镇很贫穷。我们家庭算条件好一点的,因为父母都是教师。生活条件好一点的标志就是,我们家炒菜可以放盐,这是当地人对富人的理解。当时是岩盐,不是粉盐,穷人用绳子把盐拴住,菜煮好以后,把盐放在锅边涮一下,有一点点味就行了。这是我小时候亲眼所见的。还有一些人根本连盐都吃不上,那个地方就叫“干人”,赤贫的意思。我们小时候处在那种环境中,根本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根本不了解英国还有面包吃不完的问题,那时我们主要是没东西吃。当时不仅对世界不了解,对中国的城市也不了解,因为我们是在乡村里。如果现在乡村儿童通过互联网能开阔了眼界,这应该对中国未来的进步有大帮助。

26、Nicola Eliot:您小时候要继续生存下去的念头,是怎样影响华为通过生存、奋斗获得成功的理念的?

任正非:这之间完全没有相关性。我虽然从小生长在山沟里,但我个人的好奇心还是很强大的,可以通过连环画、十万个为什么……来看这个世界;到大学以后,向图书馆借书看,又扩大了眼界。所以,眼界在不断扩大,是自己内心一种好奇心而推动公司前进的。华为公司低重心发展的思想,是我们认为发展节奏上要走稳,走得太快了,很容易出现断裂,断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很大的灾难。我们要求走稳,只能用“活下去”这句话来比喻走得稳一点,不要冒失。跟我小时候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集群通信网 | 责任编辑:李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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